日前，一位读者致信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说，“我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，最近来到中国，在一家公司搞融资。看到很多‘企业家’中饱私囊，真的是为中国的经济担忧。很多公司都有两本账，一个税前利润5000多万的公司，上税只有100多万人民币。”该报为此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，指出在中国存在着“工薪族”纳税而“企业家”逃税的现象。

　　把这种现象归结为“工薪族”守法意识强大，而“企业家”缺乏良知，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制度学派认为，人创造制度，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人的行为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。中国“工薪族”纳税而“企业家”逃税，同样是制度塑造的结果。

　　例如，尽管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“与国际接轨”，开设消费税、奢侈品税、汽油税、遗产税等专为富人保留的税种，但这类税改措施却偏偏就是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。于是，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荒唐现象：对私人游艇尚不征税，却对老百姓使用的日用香皂、洗发水征税！

　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，不但是对税收公平性原则的践踏，而且是对包括“企业家”在内的富人逃税行为的暗示和鼓励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没有理由悲观。社会可通过体制、法律、政策等制度设计去主动改造企业家。守法诚信的企业家重在通过制度土壤栽培。这不但有助于培养越来越多守法诚信的企业家，更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。（马国川）